本報特約評論員劉志權
  面對“五四”遺產,當今的青年其實需要切實地反思:應葆有夢想,要多讀書,多思考,多力行;要去暮氣而取銳氣,同時在銳氣中形成沉潛的理性。
  不知不覺間,又一個“五四”已來臨,距其百年裡程碑又接近了一步。“節日”的目的,總是為了表示紀念和重視的。因此,“五四”的“九五”誕辰之際,與其泛泛地說一些空話,不如先追根溯源,緬懷一下歷史上的“五四”。
  我們所紀念的革命史上的“五四”學生運動,其實並非一個突發的事件,而是晚清到1917年白話運動以來一系列思想啟蒙運動的結果。從嚴複翻譯《天演論》,以及梁啟超提出“新民說”“少年中國說”,早期的現代思想家們已經明確地將進取的精神、國家的命運、國民的理念等中國傳統中並不十分強調的現代概念融合到一起。正是由於認識到“思想革命”的必要,陳獨秀在1915年創辦了《新青年》的前身《青年雜誌》,從而揭開了五四文化運動的序幕。
  在“民主”和“科學”的大旗下,“五四”成為了青年的黃金時期。理想和激情,是他們共同的標誌,即便如當時白話運動的反對者,“倡明國粹,融化新知”的學衡派,也同樣如此。自古英雄出少年,他們共同構成了五四燦爛的星空。
  但五四知識分子,對青年的看法其實是有著很深的憂慮的。中國是文明古國,固然可以引以為豪,但青年也就不免因襲著歷史的重負。所以,陳獨秀在《青年雜誌》的發刊詞《敬告青年》中,開篇就講,“竊以少年老成,中國稱人之語也”。魯迅說“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,在體質,卻大半還彎腰曲背,低眉順眼,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,馴良的百姓。”朱自清在《論青年》一文中則說:“但是看看這時代,老練的青年可真不少。老練卻只是工於自謀,到了臨大事,決大疑,似乎又見得幼稚了。”
  歷史經驗是充滿智慧的。在新的世紀,我們依舊能看到青年身上“暮氣”和“銳氣”的分歧,甚至較一個世紀前更為尖銳。一方面,是“五四”的研究者錢理群的批評:現在的大學培養的是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;另一方面,則是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較有影響的畢業典禮講話,他說,復旦培養的,是自由而無用的靈魂。
  “自由”如陳寅恪所言:“士之讀書治學,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,真理應得以發揚。思想不自由,毋寧死耳。”而“無用”,則是指“對身邊現實功利的有意疏離”。
  因此,面對“五四”遺產,當今的青年其實需要切實地反思:在一個容易急功近利的環境里,我們應葆有夢想,要多讀書,多思考,多力行;要去暮氣而取銳氣,同時在銳氣中形成沉潛的理性。這才是青年之福、國家之福,也才是我們今天紀念“五四”的最佳方式。  (原標題:去暮氣取銳氣 青年應有沉潛理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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